崇祯十年（1637年）七月四日，天津卫，朝鲜市坊。

天津卫的朝鲜人聚居区由来已久。早在天津卫开海通商之初，便有大量朝鲜人渡海而来，彼时女真人入侵朝鲜，战火蔓延，许多朝鲜权贵携家带眷乘海船逃至...

江陵城外，秋阳斜照，枯草伏地，霜色未褪。单芸昌站在城楼最高处，玄色披风在风里翻卷如墨云，手中一卷《湖广田亩册》已翻得卷了边。他身后站着孙华、邓鸣、左进中、马季、王掌柜五人，皆按刀而立，甲胄未卸，目光却比昨夜校场发饷时更沉、更冷。

“七县十一州，账册上写的‘官田’三万六千顷，‘民田’四万二千顷，‘士绅荫田’竟有九万八千顷——”单芸昌指腹摩挲着泛黄纸页上那串触目惊心的数字，声音不高，却像铁锥凿石，“这九万八千顷里，真有三成是祖产？其余六成七，哪一顷不是借灾年强占、借讼事霸夺、借捐输虚报、借军功冒领？”

邓鸣冷笑一声：“前日去熊家查账，他们管家捧出三本《田契汇录》，翻开一看，光是崇祯三年到五年之间，就‘自愿献田’二百四十七亩——献给谁？献给县衙？县衙压根没入档！原来全记在熊老爷私账上，挂的是‘义仓代管’名目，实则租子照收，粮米照吞，连佃户都还当自己是熊家奴。”

“义仓？”左进中啐了一口，“去年大旱，熊家开仓放粮，一斗糙米卖三钱银，还搭售两斤陈糠；隔壁刘家祠堂施粥，每日三十锅，每锅掺三成沙土。这叫义仓？这叫吃人不吐骨头！”

单芸昌合上册子，转身望向远处蜿蜒的长江支流。水波粼粼，倒映着两岸新筑的堤坝——那是他命士兵日夜赶工修的，未动一文府库银，全靠拆了祝家祠堂青砖、扒了王家码头木桩、砍了熊家祖坟林木所建。如今堤岸初成，水患稍缓，沿河数十村已有农夫蹲在田埂上掐指算来年春播，脸上竟有了点活气。

“所以，他们骂我军阀。”单芸昌忽然一笑，笑意未达眼底，“可若我不拆祠堂、不扒码头、不砍坟木，这堤坝就修不成；堤不成，则水漫七村，淹死三百口人；人死了，谁去告状？告谁？告天？还是告那个在金陵花船上数银票的都司？”

众人默然。

马季忽道：“将军，张家那边……今早有人递信来。”

单芸昌神色微凝：“说。”

“张家老太爷托人捎话：‘张阁老当年治国，首重法度。右将军若欲安民，不妨依《大明律》条，立‘清田局’，设‘田籍所’，将田产一一丈量、绘图、登册、钤印。若田非其主，或隐匿不报，或强占无契，即予追夺，罚银充饷。如此行事，虽雷霆万钧，却有据可依，江南士绅纵有怨言，亦难指摘。’”

帐内一时寂静如冻湖。

王掌柜先忍不住：“张家……竟肯帮咱们？”

“帮？”单芸昌摇头，“张家不是帮，是保。张居正之孙张同敞如今在天津卫任参议，掌北地农政，与天子新政同调。张家若倒，张同敞必受牵连；张家若稳，哪怕只稳住江陵一隅，也算为北地留一南望之眼。这是拿律法当盾牌，替我们挡枪，也替他们自己留后路。”

孙华沉声道：“那‘清田局’若真设起来，岂非要抄底翻旧账？多少人家三代藏匿的田产、伪契、寄名、诡寄，全得浮出水面。”

“浮出来才好。”单芸昌目光扫过五人，“你们以为我真想靠敲诈过日子？今日抢祝家七万，明日抢刘家五万，后日抢王家三万——抢得完？抢得尽？抢得人心？不，我要的是规矩。不是我的规矩，是大明律的规矩。只要按律办事，我便不是乱臣贼子，而是奉旨清田的钦差！”

他顿了顿，从袖中抽出一叠纸，竟是数份誊抄整齐的《大明律·田宅篇》节选，墨迹未干，边角还沾着炭灰：“昨夜我亲笔抄的。明日辰时，召江陵学政、耆老、乡绅、塾师、里长、保甲共百人于文庙明伦堂议事。不带兵，不佩刀，只带这张纸，还有——”

他扬手示意，亲兵抬进一只朱漆木箱，掀开盖子，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三百枚崭新银元，每枚都刻着“天启通宝·新铸”字样，背面是卢象升督造的“津卫工坊”小印。

“这是天津卫送来的样币。”单芸昌手指叩击箱沿，清脆作响，“天子已在北方推行银元赋税，一元折银一两，十足成色，童叟无欺。自明日起，江陵新军饷银、各县徭役折价、商税厘金、田亩征银，一律以元计。拒收者，视同抗命。”

邓鸣瞳孔微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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