：“将军是要废宝钞？断铜钱？”

“不是废，是换。”单芸昌目光灼灼，“铜钱轻重不一，宝钞早已成废纸，百姓交易，十次有九次吃亏。银元呢？足重、标准、易辨、难伪。我让王掌柜明日就贴出告示：凡缴清田亩税银者，每百元赠新铸银元一枚，作‘清田凭证’，可抵明年夏税一成。谁先缴，谁先得——这可是天子亲批的‘津卫银元’，比金陵银号兑的‘苏松银券’硬扎十倍！”

左进中猛然醒悟：“所以张家递话，是怕我们胡来？他们要我们走律法路，好把这事做成‘新政南渐’的样板？”

“正是。”单芸昌点头，“张家要的不是军阀割据，是新政落地。他们清楚得很——若天下真能均田，张家百年基业反最稳；若新政崩坏，他们第一个被清算。所以，他们宁可帮我们立规矩，也不愿看我们砸坛子。”

话音未落，一名斥候疾奔入城，单膝跪地，喘息未定：“报！金陵急信！杜含耀杜大人遣快船溯江而上，今晨已泊江陵码头，随船带来三车文书、两箱印信、一匣密折，指名求见右将军！”

帐内诸将齐齐变色。

孙华低呼：“杜含耀？他不是秦世英胞弟？金陵杜家嫡系？他来干什么？督抚派来的监军？还是……朝廷诏书？”

单芸昌却缓缓踱至案前，取过镇纸压平一张素笺，提笔蘸墨，笔锋沉稳如铁画银钩，写下八个字：

**“田归于耕，权出于法。”**

写罢，掷笔于案，墨汁溅上青砖，如血。

“备轿。开西门。本将亲自迎杜大人入城。”

“将军！”邓鸣急道，“他若带的是圣旨，宣您回京问罪呢？”

单芸昌负手立于窗前，望着远处新修的堤岸上，几个赤脚孩童正蹲在泥滩边挖蟛蜞，笑声清亮，随风飘来。

“若真是问罪圣旨……”他侧过脸，嘴角竟有一丝极淡的笑意，“那正好。我就把这三百枚银元，全塞进圣旨匣子里，再附上这份《清田章程》。告诉陛下——臣不敢接旨，因臣正在替陛下办一件他想办、却尚未敢办的事：把大明九万八千顷士绅荫田，一寸一寸，还给种田的人。”

翌日清晨，江陵文庙明伦堂。

百余人分坐两侧，案上茶盏未凉，空气却紧绷如弦。杜含耀一身天青直裰，腰束素绦，未佩玉带，未戴乌纱，只携一方歙砚、一支狼毫、一匣朱砂印泥，端坐于东首首席。他面前摊开的，并非圣旨，而是三份油印小册：《江陵清田局章程（试行）》《田籍登记细则（初稿）》《银元赋税施行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“诸位。”杜含耀声音清越，不疾不徐，“杜某此来，非为宣旨，亦非督战。家兄秦世英命我带来一句话：‘江南若乱，不在兵戈，在田畴；若治，亦不在庙堂，在阡陌。’”

满座寂然。

他翻开章程首页，指尖点向第一条：“第一条：清田局为临时衙署，隶属湖广都司，然其权独立，凡田亩勘验、契据审验、隐匿追夺、赋税核定，皆由局中推官、丈量生、册籍吏三人合议决断，不受州县掣肘。推官由都司荐，丈量生由本地塾师中择通算术者充，册籍吏由各乡保甲公推——此条，诸位可有异议？”

无人应声。

杜含耀又翻一页：“第二条：田籍登册，须本人持地契、鱼鳞图册、纳粮红簿三证亲至局中；若契据遗失，可凭邻佑三人为证，佐以历年粮票、契约残片、墓志铭载，经局中勘验属实，准予补录。凡补录者，减赋三年——此条，可有异议？”

仍无人应。

直到他念至第五条：“第五条：清田既毕，凡确属强占、诡寄、隐匿之田，一律收归官有，分授无田贫农，每户七十亩，颁‘永业田契’，永不加赋。田契由清田局用津卫银元钢印钤盖，与天子御前亲批之‘均田帖’同效。”

堂下终于骚动起来。

一位白须老绅颤巍巍起身：“杜大人！此举……此举恐致地方动荡啊！田产乃祖宗基业，岂能说夺就夺？”

杜含耀抬眸，目光澄澈如秋水：“老先生，您府上田产，可有崇祯三年灾年低价强购之田？可有借修祠堂之名，圈占邻村山地三百亩？可有将族中孤儿卖与扬州盐商，换得盐引田契二十张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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